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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雄：監聽法制漏洞百出

發表人

Roxin在台代表　

發表日期

11/4/2013 7:51:12 AM

發表內容

焦點評論：監聽法制   漏洞百出（林鈺雄）
2013年10月01日            更多專欄文章

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法院「擠牙膏戰役」一敗塗地之後，監聽風暴越演越烈。但立委諸公磨刀霍霍之際，可能作夢也沒想到，當初的立法敗筆，正是今日濫權監聽的始作俑者。

先比較一下統計數據。2012年度台灣地方法院總計核發41,237監聽票次（其中包含24,154續監票次），此一數字，比起2011年度成長約略一成。同性質之監聽票次（亦即不計算國安監聽），2011年度德國法院總計核發21,118監聽票次（其中包含3,089續監票次）。
簡言之，換算回人口比（德國人口約為台灣的4倍），台灣法院核發監聽票次是德國法院的8倍；若以續監票次比較，更高達德國的30倍！以上還未考慮我國一張票掛多條線（平均掛約3線）的慣行實務，若以實際掛線數來比較，懸殊更為驚人。看來，國力不同，連人民基本權利都會連帶縮水。
可是，我國自從釋字第631號解釋及2007年中《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法之後，同年底起監聽票核發已經改採法官保留原則，也就是檢察官僅有聲請權，唯有法院始能准許監聽及續監，特偵組也是以法院依法核票作為護身符。既然我國及德國皆同由法院把關，為何監聽實務統計卻呈現如此天壤之別？我們的監聽法制出了什麼問題？

淪為檢警橡皮圖章
70年代，德國也曾犯相同的錯誤，當時，德國《刑事訴訟法》的重大干預處分雖然皆採事前法官保留原則，但實證統計發現，檢警取巧規避或擴權執行的違法亂紀事件，屢見不鮮。問題在於法官核發令狀（如搜索票、監聽票）之際，由於時間急迫、資訊片面，難以發揮實質的控制效果，反而淪為檢警的橡皮圖章。在我國特偵組監聽林秀濤檢察官（以關說事證來聲請貪瀆監聽票？）及立院總機（連門號持有人都搞不清楚？）部分，法官照單全收的缺失，同樣暴露無遺。
之後，德國從立法到實務，改為事前、事後雙管齊下，除了加強事前法官保留的審查密度之外，同時發展全面性的法院事後審查，賦予受干預當事人事後得向法院請求救濟或確認處分違法的權利。諸如「一案吃到飽」、「小案灌水成大案」、「聲東擊西（偵辦A案件卻聲請B案票）」等事前核票時難以察覺的亂象，藉由從容不迫的事後審查，法院得以抽絲剝繭；檢警若有違法濫權情事，在確認違法之訴的公告裁判書中，自然無所遁形。
相較之下，我國事後救濟僅有《刑事訴訟法》的抗告和準抗告途徑，更離譜的是，條文文字還漏未規範通訊監察。筆者雖再三呼籲應匡正此項立法漏洞，但多年來聽者藐藐。於是，儘管《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洋洋灑灑明定了事前法官保留、列舉重罪原則及比例原則，但到底具體個案中這些法定門檻被遵守了沒有？卻是在非所問、無人審查！

從制度面防濫監聽
欠缺事後法院審查，僅是現行監聽法制漏洞的冰山一角。其他諸如另案監聽之限制、通聯紀錄之法律保留、國會通訊監察監督委員會或監察使（Ombudsman）之設置，都是我國法相較於歐洲法及德國法的權利保護漏洞。這些隱疾，在此次監聽風暴果然也一一發作。
立委諸公們，個案公審檢察總長，適可而止；當事人對簿立院（而非法院），更應三思。亡羊補牢，彌補通訊監察的立法漏洞，才是防範濫權監聽、維護基本人權的制度出路！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回覆

黃東熊 在11/4/2013 7:53:29 AM的回覆：
前國立中興大學校長黃東熊。（記者方賓照攝）
記者林慶川／專訪

前中興大學校長、國內知名刑事訴訟法學者黃東熊表示，即使由法官核發監聽票，但若核發過程有瑕疵，監聽也不合法，國內濫權監聽情形這麼嚴重，主因於檢察官聲請監聽票太過浮濫，法官審核時變成「橡皮圖章」。

他認為，特偵組設在最高檢察署，一旦檢察總長有意濫權，即可能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應修改法院組織法，將特偵組改設在台北地檢署，透過地檢署檢察長、高檢署檢察長等層層監督，才能減少弊端發生。

記者問：特偵組涉濫權監聽，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是否有不備之處？

黃東熊答：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提到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就可以監聽，此法在制定時，對這一點我曾極力反對，但意見不被採納。檢察官聲請監聽，通常是要一般偵查方式沒辦法抓到證據，法官才可准許監聽，但不能只要是三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罪，統統可以監聽，這種監聽方式，很容易侵犯人權。

監聽浮濫   法官淪橡皮圖章

問：法若有不備，要如何解決？

答：其實，通保法第五條的要件很清楚，要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無法用其他方法蒐集證據時，才可以准許監聽，但現今情況是，檢察官聲請監聽票太浮濫，法官也僅是「橡皮圖章」，而規定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就可監聽，這種規定太籠統了，應該要具體列舉出什麼罪名，其實，通保法規定還算清楚，是人在執行時出了問題。

問：監聽浮濫，根本問題在哪裡？

答：一個人一定有很多秘密不願意讓他人知道，但是台灣的人權觀念很淡薄，不尊重隱私權。台灣幾乎所有的犯罪都用到監聽，甚至媒介性交易的案件也在監聽，刑法的使命，是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名譽不要遭受到侵害，跟這個無關的，實在不必要處罰它，應該要除罪化。很多人開玩笑地說，刑法像是一部「道德經」，只要從道德上看起來不好的東西，都要處罰，如果這樣，法院一定不堪負荷。

問：你如何看立法院長王金平被控關說案？

答：我當校長的時候（編按：中興大學校長），很多人來跟我關說，我不接受，因此遭遇到很多困擾，我並不是袒護王金平，但他能夠選上立法院長，也要立法委員選他才行，柯建銘也是他的選民，當然要服務，但這也是民主政治最大的缺點。

無關犯罪對話   都應該銷毀

問：檢察總長黃世銘可否拿監聽譯文給總統看？

答：檢察官若發現監聽內容與案件無關，都要銷毀掉，檢察官是負責偵查犯罪，追究行政違失不是檢察官的職掌範圍，黃世銘把這些東西拿去報告總統，動機已不純正，也不是純粹要為國家或為社會除害，已失去身為檢察官的立場。我舉一個很粗淺的例子，譬如說，我有外遇，我跟我的小三通電話被警察聽到，警察去告訴我太太說：「你先生有外遇！」這樣可不可以？聽到王金平跟柯建銘的無關犯罪對話，都應該要銷毀掉。

問：國外保障人權的作法，有比較嚴格嗎？

答：一九六四年，美國男子Danny   Escobede槍殺他的姊夫，他落網後要求見律師，警察騙他，指律師沒有來，他自白認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沒律師在場的自白，不得做為證據。

一九六六年，美國男子Ernesto   Miranda犯強姦罪，他是南美洲移民，英語講得不太好，沒有要求見律師就自白了，聯邦最高法院說，雖然被告沒有要求見律師，但沒有律師在場，被告所說的話，不能做為證據。

一九六八年，美國一件毒品監聽案，被告在電話中跟對方講，那一天賣給你多少毒品，檢察官指監聽有合法的監聽票，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被告在電話中的談話內容，也算是自白的一種，監聽時，辯護人沒有在被告旁，所以不能做為證據。

也許大家會覺得美國是不是過度保護被告，其實這是很正常的保護人權作法。我也認為，犯罪嫌疑人若認為有人監聽他時，就不會在電話中講這些話，從這個觀點來看，被告在監聽中的談話（可類推為自白）是沒有「任意性」（編按：自白任意性是指，自白須出自被告的真意及自由意志），因此不能做為證據，台灣很多這類監聽，都是違反自白法則。

日特偵組   設在三處地檢廳

問：外界認為特偵組應該要廢掉，你的看法為何？

答：日本的特偵組設在東京、大阪及名古屋地檢廳，我們的特偵組設在最高檢察署。特偵組若設在地檢署，監督的人很多，若設在最高檢察署，可以監督的人就只有檢察總長而已，總長若想濫權，就可以用來打擊敵人，沒人可控制，韓國也設立特偵組，但韓國是設在「大檢察署」（即我國的最高檢察署），我們的制度可說是模仿韓國，但韓國也是因為濫權及一堆流弊，廢掉特偵組。

受到檢察一體的支配，嚴格講起來，我國的檢察官應該算是行政官，不是司法官，因為，他執行職務，還是要聽從上面的指揮，法官可以獨立審判，但檢察官沒辦法，特偵組設在最高檢署，檢察總長當然可以直接指揮，但若設在地檢署，由地檢署檢察長指揮，若指揮不妥當，高檢署檢察長可以干涉，所以，日本才將特偵組設在地檢署。

立法院應修改法院組織法，在台北地檢署設立一個特偵組，採任務編組即可，其他地檢署不必設立，因為真正的大咖（指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集中在台北。

問：特偵組指有監聽票，但技巧性擴線監聽，可以這樣做嗎？

答：特偵組一直講他的監聽是合法的，但合法的監聽，也是侵犯人民的隱私權，若是簽發監聽票的過程有瑕疵的話，就等於不合法監聽，像這次監聽立法院的總機，簽發監聽票的法官只要稍微調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是立法院的總機，他沒有調查就發出監聽票，「法官根本是閉著眼睛在蓋橡皮圖章」。特偵組涉違法監聽，應該要處罰才對，若以刑事究責，稍顯過重，但至少應該要有行政處分才行。

侵害人權   監聽與羈押一樣

問：法院核發監聽票時，法官應如何把關？

答：法官應該站在公平立場，但台灣法官的意識形態跟檢察官很像。我常說，台灣的法官好像檢察官的辯護人，一起來對付被告。我的學生曾為我做了一本祝壽論文集，書皮是我設計的，它是一個天秤，一邊是台灣、一邊是人，放在天秤上衡量的話，代表人權跟一個國家的利益是一樣的，但台灣人沒有這個觀念，認為「團體」比「個人」重要，而監聽時侵害人權的程度，就跟羈押及搜索等強制處分是一樣的。

問：監聽得到的內容，是否具證據能力？

答：監聽得來的東西，應該只能做為偵查的參考，但台灣常直接將監聽內容當成定罪的證據，實際上，監聽得來的內容，不能當證據，檢察官應該是根據監聽內容，去找其他證據。台灣對監聽很放寬，已經給檢察官很大方便，檢察官透過監聽，就知道可以去哪裡找證據，而不是拿了譯文，就要法官判被告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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