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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主題

96.10.15司法委員會審查過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及其他部分條文修正案初審通過

發表人

抱馬子　

發表日期

10/23/2007 4:02:13 PM

發表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有關「職權調查證據」，總共審過兩次

分為在96.06.06及96.10.15經過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

下列為這兩次的審查經過，提供給各位同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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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6屆第5會期司法委員會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96年6月6日（星期三）上午9時17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401會議室
主　　席　沈委員智慧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一、審查委員李復甸等6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李復甸等3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兩案一起詢答再分別處理，首先請李委員復甸做兩案的提案說明。

李委員復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認為這兩案的根本精神是：刑事訴訟法是憲法之下保障人權最重要的法案。目前刑事訴訟法有一部份在無罪推定與當事人進行的大原則下，有部分條文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正，才能讓整個刑事訴訟的程序完整呈現出此原則。因此本席等才會提出這樣的修正案。本席是以最謙卑的態度來請求全國的法律人員，從追求正義公平的共同理念來做修法的建議。我雖然從事律師業，可是絕對不是替律師來做這件事，相信法務部同仁都可以同意這點。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當事人進行主義在檢察官和被告提出相關資料後，法院應不應該以職權來進行調查？我們現在稱為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實際上原來的規定是「得」依職權進行，但在上次修法時，最後因為法務部的堅持才改成「應」，可是「應」依職權進行就把檢察官與法官綁在一起，而把原來公正獨立做審理工作的法官拉出來和檢察官綁在一起，將法官送上第一線做偵查犯罪、指摘犯罪的攻擊手；這點在法律邏輯上是明顯的不妥當，因此我們主張法官的部分，應就對被告有利事項才做「得」依職權進行調查的部分。
至於其他幾個條文，我們看到檢察官在偵查案件時，可以羈押、搜索、監聽等手段很多；但在被告的部分，我們認為他的辯護人可以作為的方式太簡單、太單薄了，為了達成雙方武器對等，所以我們增加了一部份現行制度可以許可、但必須明文敘述的部分。
另外，對於法院的送達，根據法務部檢方同仁的說法，目前的情形是判決書送到檢察官手上時就馬上簽收，且同時起算上訴的期間；但我們得到的資料並非如此，而法務部認為那些資料有點舊。無論如何，即使檢察官是當場簽收，我們在法律條文上規定送達到機關，則更能落實這樣的制度；對於被告上訴權益的保障，以及對於整個刑事訴訟案件送達的制度也是有幫助的。
目前的偵查程序，檢察官是以開庭的方式在進行，雖然檢察官穿著法袍在法台上，但民間還是有很多被告分不清楚誰是檢察官、誰是法官，而把偵查程序的檢察官當作法官，甚至有跪地求饒喊青天大人要主持正義的情形；實際上以法律的角度來看，檢察官與被告都是刑事訴訟上的當事人，所以他們的位子應該是平行的。本席對全國檢察體系所有的檢察官同仁都是最高的敬意，我也從來不會對檢察官的支持有所折扣，可是我認為在刑事訴訟上該如何處理就要如何處理。
今天在場的都是法學界的專業人士，都是對法律有充分認識與關心的人，我們今天在這裡講的任何一句話，希望以後我們在任何一個職位上看到今天的發言都不會臉紅；以後的子孫看到我們這一輩的人，在為司法刑事訴訟制度而努力所做的發言，會對我們表示敬意，這是我對這些提案所抱持的理念與所處理的態度。我提出這些條文沒有不可以討論的、也沒有不可以打折扣的部分；可是我覺得這些原則應該要就事論事，而要從法理與實務面上，制定一些良好的法律條文。
最後我要提出一個有趣的故事。過去有個老師對我說，英國有位學者曾經很想在審判台上擺一包衛生紙，提醒法官也是個有屎有尿的凡人，因為法官是凡人卻要扮演「神」的重要角色。所以我們在法律上非常強調訴訟的程序，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情，只是要把我們這些有屎有尿的凡人，用制度把訴訟的程序完善起來，讓任何一個進入法庭的人，都能公平、公正的得到合理的判決。這是我對於今天提出兩個修正案所抱持的理念，我也完全相信在場的司法院及法務部等所有法學同道都會支持這個理念。
最後本席要再次以最謙卑的態度，懇請所有在場的法學界先進，支持這樣的理念，而讓條文做最好的規劃。謝謝！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報告。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方才聽提案人李委員一番語重心長的說明，提醒了所有辦理刑事訴訟案件的人員，要以謙卑的心來辦理刑事案件，而實行公平正義以保障人權。我們深感受教與敬佩，我認為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提示。
今天委員的提案共有兩案，而方才主席已經指示要兩案一起報告，因此首先僅就李委員所提第一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說明如下：委員所提修正內容主要在貫徹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落實程序正義的原則。司法院對於這種原則絕對支持，因為根據92年台上字第128號的判例揭示：在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基本原則下，檢察官負有實質的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未盡舉證責任，法院當然為無罪之判決，無庸再請被告做任何對自己有利之舉證。基於這樣的原則，今天李委員的提案與此判例意旨相符，也就是說，其實是把判例的意旨做明文化的規定；不過因為這些文字在民國90年間，大院委員曾經連署而提出第一百六十三條的條文修正案，即現行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的前段，就是沒有但書。我們認為以「法院為發現真實必要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的文字就可以涵蓋李委員所提出的整個文字內容，所以我們建議是否參採大院在民國90年間的提案，來做為文字上的修正會不會比較好？
其次，針對李委員所提第二案「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說明如下：有關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檢察官取證權的部分，目前檢察官與被告雖同屬刑事訴訟法第三條所謂的當事人，但檢察官賦有國家給予的強力公權力，所以實質上要做到當事人對等是不容易的；因此辯護權的依賴變成是我們現在要追求的目標，因而如何提升辯護權、如何保障嫌疑人或被告的人權，變成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事情。當身為國家公署的檢察官有這麼大的權力，就要給辯護人一定程度的取證權，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當的設計，不過究竟應該如何令其取證？我認為條文雖然可行，但可能還需要有一些配套的規定，所以大家可能還需要再討論才能比較周延。
至於第四十一條的部分，目前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已規定審判期日應全程錄音，必要時還要全程錄影，若當事人認為筆錄和其所講有所不一致時，可以聲請法院播放，甚至得到法院許可後，自己還可以根據錄音資料轉譯為文字提出於法院，經書記官核對後若認為當事人製作的書面正確，就可以附錄為筆錄的一部份。這部分在司法院目前的作業上，已經給當事人非常充足的保障。所以這條文目前尚無修正的急迫性。
今天比較值得關注的是第五十八條的修正。判決書向承辦的檢察官送達，若承辦檢察官不在時，應向首席檢察官送達；那是在審檢分隸前的產物。因為在審檢分隸以前，檢察處是法院的一部份，並沒有獨立的官署，所以像檢察長要用錢時，還要院長蓋章，因此法院的判決書就不可能由法院的辦公室來送達，所以才會有必須向檢察官送達的規定。這個規定在民國69年審檢分隸時就應該要修，可是當時漏未修正，所以如果現在能有修正的機會，也是非常適當。但是在沒有修正前所造成的結果是，檢察官與被告同為刑事訴訟法第三條所謂的當事人，但送達的程序是不一致的，因為以被告來說，即便他不在但已送到大樓，而由管理員簽收也算送達；但檢察官則必須送到他手上才可以。而就上訴期間來講，這是雙方不盡公平的事情。
其次，也造成許多影響判決公正性的瑕疵，例如花蓮前縣長陳清水先生，他就是因為檢察官逾期送達，造成後面有多次更審的結果，最後陳先生也去執行了一千多天，國家還因本案而賠償了五百多萬元，審計部一直要求司法院要追查這筆錢，目前這個作業還在處理中。包括前不久還有一些轟動的案件，就是因為檢察官所蓋的日期和實際送達的日期不一致，造成程序上的爭議。我們昨天做了一些整理，從民國88年到民國96年總共有106件都是這樣的情形，因此我們也支持第五十八條的修正方向。
至於其他的規定，我們完全尊重大院委員的審議結果；從當事人對等主義的原則來說，我想大院的提案還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報告。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本人此刻的心情非常沈重，因為本來這些提案可以私下討論，如果時機成熟再提案；但是大院委員提出這樣的案子，當然我們法務部就必須做比較翔實的說明。而在現實的時空環境下，可能有些條文的修正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現在我就分幾部分來說明。另外，由於貴委員會是司法委員會，因此希望大家能就法論法，不要讓我們的意見造成各位其他的誤會，各位若有其他的誤會，則我們表示抱歉。
首先是有關第一百六十三條的修正。過去我們一再強調：法院有「發現真實」與「彰顯公平正義的理念」；美國的法官也強調法官有公共責任。這部分的公平正義之維護，與被告利益的維護是雙重的，所以這兩部分應該並重，而不該偏重於某個部分。而在審判之公允及法律正義之實現二者間，我們也一直想找尋其平衡點，但這部分也許大家的角度不同，所以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修正條文如果對法院有利、不利或卷外、卷內的證據都完全不顧的話，會使法院應有的「澄清義務」及「客觀義務」受到破壞，因為法院還是有發現真實與公平正義的義務，而不只是就程序上的進行做判決而已，我相信國人的期待也是需要法院能發現真實與澄清義務。按照修正條文是卷外於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的證據得依職權調查之。萬一有發現卷外於被告不利益者，那就不可以調查，這部分應該是不平衡的。
如果條文修改為實質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此項變動與外國法制不同，各國都是認為法官得依證據做有利、不利證據的調查，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也有這樣的規定。美國聯邦證據法亦規定法官得指定專家證人作證以補充調查，並非如本修正草案完全限制法官不得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尤其是重大案件。我們若要學習美制，那麼我們應該也有陪審團的制度，但事實上我們無法全部採取美國這樣的判決。本人相信，這些調查是讓法官本於良心裁判之依據，如果法官沒有調查的結果，他沒有辦法做裁判，所以整個基礎就會動搖。
此外，並不是只單一修正一條文就可以解決整個訴訟制度，因為我們的制度剛開始是參考德國、法國的制度，但是現在若完全採美式制度，在體制上可能會因適應不良而產生許多後遺症。例如當事人要完全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就要有訴因制度、起訴書一本主義、證據的嚴格排除法則、客觀義務等，這些在國內並沒有完全納入制度，若一下子要採取完全的當事人進行主義，確實有困難。
再者，修正條文將會增加法院之負擔，因為對於訴訟卷外的重要證據都必須調查。另外，檢察官及當事人為了怕法院不依職權調查，就可能聲請法院調查，因此就會有很多聲請提諸法院，如此一來，法院可能會做很多不必要的調查。針對這部分，法院本來有依職權審酌的機制，如對公平正義的維護，或對被告有利益的重大關係事項才要依職權調查，現在如果不這樣規定，當事人為了怕有這個後遺症，就拚命去聲請調查，結果將使法院疲於應付，個人認為會有這樣的後遺症。
另外，我們是採言詞審理原則，卷宗只是審判的依據，並不能依卷宗的書面取代言詞審理。如果只重視卷宗外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的證據，完全置真實於不顧，這是因噎廢食的作法。
對於其他條文修正的部分，例如第三十四條，辯護人得隨時接見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實依現行法之規定，辯護人原本就可以隨時與被告見面晤談，在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31條、第95條、第88條之1第4項、第168條之1、第206條之1、第214條、第245條第2項等均有相關規定，也就是說，在所有被告詢問中，辯護人都可以直接要求與被告見面或辯護。因此，在偵查中檢察官均可依上開規定請辯護人到場，惟實務運作上卻經常見到辯護人可能因同時間受數案委任或有他事而應到場卻屢次通知均不到場，使訴訟程序延滯。
目前依法律規定，偵查中留置的時間只有24小時，這個時間在各國的規定也都非常緊，這部分是司法警察和檢察官需要使用，如果辯護人都可以要求隨時接見的話，這樣在時間上也無法分配，這其中有很多問題，但由於時間關係，本人不在此強調。
另外，辯護人可以訪談證人或關係人、調閱文件及其他蒐證行為，事實上，現在也是有這樣的作法，只是有受到一部分限制，我們認為這部分無限制的規定，可能使律師的權限有過度膨脹之嫌，因為他不是代表國家，他是被動的防禦，他只是對於被告的權益做一些防護的工作，而調閱權或其他蒐證行為，這些都是積極的作為，就律師的職責和身分而言，沒有必要這樣規定。
原本修正條文第41條已經有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都要錄音、錄影，但是如果將這些影帶內容拷貝並逐字作筆錄，經過公證後就可以成為法院的筆錄，這樣將會有很多後遺症，因為這些筆錄流出去以後，我們很難掌握，當事人或許會提供給記者，媒體或串證等，這樣也會影響到偵查工作。
再者，既然法律規定我們在偵查及審判中都要錄影、錄音，如果不符的話就不得作為證據，所以實務上任何人之供述均已須如此，倘有爭執，應踐行法定之「勘驗程序」，而不是由律師在審判或偵查庭外影印筆錄，並經過認證程序之後就變成審判筆錄。
另外，在送達部分，法警送達日期所蓋的日期章就是檢察官收受送達的日期章，已經沒有空間的問題了，所以也沒有上訴不收受裁判的問題，因為根據我們最新的統計資料，有99.39%都是當天就收受，只有0.05%才是在6~10天以內收受裁判，這樣的結果變成即使6~10天內收受裁判，應該要上訴的話還是受10天不變期間的拘束，並不因為晚收受裁判，時間就可以延長，所以向誰送達，在實務運作上已經沒有問題了。過去在實務上有很多問題，那是因為實務上需要，當事人只有一件案件，他對自己的案件非常了解，他有10天充裕的時間，可是對檢察官而言，並不是法院判了就送，而是彙集了10件、20件才一起送給檢察官，如果檢察官一個人收了10件、20件，他調卷就調了3、5天，然後還要看資料，他怎能在10天內上訴，這些都是事實上的困難。過去應該有這些困難，司法院與法務部才有舉行院部會談，達成許多協議。但是後來司法院片面說法官認為應該以法警送達為準，所以才會造成許多後遺症，其實這些都是實務的問題，而不是法律規定的問題，怎麼在實務上解決？應該可以透過討論機制解決，而不是一定要在法律上加以規定。但是，今天我們也不反對向檢察官送達，因為檢察官是獨立行使職權，制度的設計就是這樣，如果其他條文沒有改變，要改成機關送達，此與體制不符。
此外，本人要特別強調的是，檢察官還是有司法官的屬性，他也有預審法官的屬性，所以偵查中，他幾乎是行使預審法官的職權，他將被告不起訴處分以後，就有實質上的確定力，其實是替法院篩選了很多案件，如果將來將檢察官的司法官屬性拿掉而成為行政官的話，則檢察官沒有這種功能，所有的案件都會移送到法院，那麼法院就必須做篩選的工作。其實今天檢察官已經替法院分擔了大部分的工作，因為檢察官的起訴率不過是三成左右，有一半以上的案件都是檢察官以不起訴處分結案，這部分的功能，希望司法院也能慎重考慮。
今天的報告，我們都有準備翔實的書面意見，提供各位參考。謝謝。

法務部朱次長楠書面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李復甸、郭林勇、尤清、張顯耀、洪秀柱、吳志揚委員等60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163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李復甸、吳志揚、郭林勇、尤清等39人所提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審查，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本部前已對上開第163條修正草案表示意見，茲再補充並就其餘修正條文表示意見如后：
壹、李復甸、郭林勇、尤清、張顯耀、洪秀柱、吳志揚委員等60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163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現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較有助於「發現真實」及「彰顯公平法院之理念」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此係為求審判之公允及法律正義之實現二者間折衷權衡之產物，此項規定在實務運作上並無窒礙難行之處，且除可釐清法官與檢察官之權責分際、彰顯公平法院之理念外，更有助於發現真實（見立法理由、張麗卿教授〈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乙書，2004年9月，第39-40頁）。
二、修正條文將使法院應有的「澄清義務」及「客觀義務」受到破壞，將使法院今後不再是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的法院，全國民眾無法接受。
依修正草案之規定，原則上法院已不負澄清義務，亦即，倘法院發現對被告「不利益」之卷外事證，法院也不可基於「發現真實」、「公平正義」之理由而澄清事證之義務，此項修法已違背刑事訴訟法第2條法官應對被告「有利」、「不利」均應注意之客觀性義務（見林鈺雄教授〈刑事訴訟法〉乙書，2006年9月，第66、73頁）。屆時將使法院不再是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的法院，全國民眾恐無法接受。
三、修法與實質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外國法制不符
在採行實質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國家，雖舉證責任在檢察官，惟亦例外地承認法官得依職權調查對被告「有利」、「不利」之證據，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裁判所は、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職権で証拠調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美國聯邦證據法（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706條亦規定法官得指定專家證人作證以補充調查（Rule706（a）……The court may appoint……expert witnesses of its own selection.……），並非如本修正草案完全限制法官不得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尤其是重大案件（例如殺人等），更應容許法院基於公平正義及實實的發現而輔助性地調查證據，亦即，此種輔助性調查是作為法院「良心」裁判之依據（見黃朝義教授著〈刑事訴訟法〉乙書，2006年9月，第456頁），並非在取代檢察官之舉證責任，故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並不因而減輕。
四、修正條文涉及訴訟制度80來的之重大變革，茲事體大，不宜僅修正單一條文而置其他配套措施於不顧
本修正條文改為實質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係民國17年公布刑事訴訟法以來變動最為重大之訴訟制度條文，此項變動之配套制度可能涉及事項，例如訴因制度、起訴書一本主義、證據、客觀義務等，若未在國內舉辦公聽會，並廣辦討論會議形成國內司法界之共識，實不宜以單一條文牽動此一涉及整體訴訟制度之重大變革。
五、修正條文將增加法院之負擔
倘法院為發現真實或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即使知悉有重要證據要調查，仍不能依職權為之，則將造成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均將「所有」可能的證據（不管有無關聯性、必要性）均聲請法院調查，法院將疲於調查應付，對訴訟進行會造成影響，無法促進訴訟。
六、修正條文語意未明，且可能對被告更不利益
本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認為現行法對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不當限縮，但法條內容確更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似有矛盾。且法條文字為「調查」，故法院仍不能「蒐集」證據，從而，本條修正反而對被告更不利益。
七、我國採言詞審理原則，卷宗只是審判之依據而已，並不能以卷宗此一「書面」取代言詞審理：
查本修正條文第2項認為法院發現「卷外」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才能依職權調查，似有誤解言詞審理原則之意義。

貳、李復甸、吳志揚、郭林勇、尤清等39人所提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修正條文第34條：
(一)本條第1項擬增訂辯護人亦得隨時接見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屬，在偵查中可以完全為被告之利益辯護，對辯護人權能之行使並無妨礙，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保護已極周到，例如：彍辯護人可隨時選任辯護人（第27、31、95條等）；鈫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規定程序拘提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第88條之1第4項）；𤊄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訊問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時在場（第168條之1）；旔鑑定、勘驗時，辯護人亦得在場（第206條之1、214）；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第245條第2項）。
反而偵查中檢察官等均依上開規定請辯護人到場，惟實務運作上卻經常見到辯護人可能因同時間受數案委任或有他事而應到場而屢次通知均不到場，使訴訟程序無法進行，致第一線辦案人員無法掌握第一黃金破案時間而久懸延滯，造成損害不斷擴大，被害人方面亦經常指摘訴訟之遲延（例如依刑訴法第93條之1應等候4小時不得訊問）。若再依本條草案之規定，則更易導致訴訟之遲延，而且非在訊問或詢問被告時之蒐證階段、解送途中等情形，辯護人都可隨時要求接見，更易造成前述訴訟遲延造成損害不斷擴大之結果。況且，被告被羈押或在監而與外界暫時隔絕時，始有所謂「接見」問題，倘尚未被羈押或在監，本無接見之問題，否則若剛被拘提、捕逮之人全部要適用「接見」之程序，反而會限制其他家屬等對被告關心、送物品、打電話等之機會。
(二)本條第2項修正內容，在實務上，仍存在是否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之考量，且與看守所內之管理有關，羈押法中已有相關規定（例如第23至第33條），且不妨礙辯護人與被告接見交談，實無另修訂本法必要。
(三)本條第3項規定辯護人可以訪談證人或關係人及調閱文件或其他蒐證行為，實為不妥，蓋：彍辯護人係受個人委任在訴訟上辯護被告利益之人，並非國家執行公權力之人，不宜行使如同執法人員之調查蒐證行為，此恐屬打擾或破壞證人或關係人之安寧，侵犯憲法保障人民住居所安寧及隱私權之行為。鈫再者，辯護人無論對公家機關或私人公司、財團法人、醫院、鑑識單位等之文件，均可調閱，其權限竟比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警察機關等還大，實屬不妥。𤊄此規定是否排除政府資訊公開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刑法妨害秘書等之相關規定，仍有研酌之餘地。旔現行法已提供辯護人可請求調查證據、保全證據、詰問證人、陳述意見等（刑訴法第163條以下、第219條以下、第166條以下、第245條第2項等），已足以保障被告之防禦權及其他訴訟利益，故無再增列此一極爭議性條文之必要。
二、修正條文第41條：
(一)第1項修正條文與同法第100條之1、第100條之2及第43條重複規定，且破壞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體例及背景等，亦非妥適。
(二)第3項修定讓被告可以將偵查中及審判中之錄音、錄影帶拷貝外出逐字作筆錄，並經公證人公證而可成為法院之筆錄，實屬不妥，理由如下：彍目前實務作法，對於錄音、錄影帶（光碟）或其他數位磁碟原則上禁止拷貝攜出，其理由在於拷貝外出可能助長被告取以作訴訟目的外之使用，且易使尚未浮現之證據會因此而被隱匿、湮滅、偽造、變造，提供相關共犯、證人勾串之機會，有礙真實之發現。如涉及商業或隱私資料，會造成個人秘密之洩漏、名譽受損或被威迫、賄賂等，將使民眾對偵查及審判機關之不信賴，而降低證人出庭作證之意願，因此增加檢察官追訴犯罪之困難度，此容非司法改革的初衷。𤊄況同法第1項、第2項之規定已敷使用，似不必另設本項規定。𤊄又法院、檢察署錄音（影）及筆錄，法律已規定須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若錄音（影）與筆錄有不符者，不得作為證據（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且實務運作上已擴及任何人之供述均已須如此，倘有爭執，應踐行法定之「勘驗程序」，不宜以公證替代之。
三、修正條文第43條之1
本條是規範司法警察（官）製作詢問筆錄之規定，不適用於檢察官，檢察官與法官係直接適用第41、42條之規定。蓋檢察官係司法官（參司法人員人事任用條例、刑事訴訟法第26條檢察官迴避準用法官之立法理由及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書倒數第2段之內容），且具有預審法官之法官性質及功能，其收受人犯、交保人犯、立案審查及核退發查等職權均相當於法國之預審法官，再者，證據能力之可信度亦迥不相同（參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是本修增加「檢察官」三字，實破壞整個訴訟整制，實為不妥。
四、修正條文第58條：
按檢察官為國家之公益代表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為獨立之官署，訴訟法所明定，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上訴書等書類均由檢察官名義為之，非可由機關為之，以確保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所為之制度性設計，故包括書類送達亦係向檢察官個人為之，由其個人收受，收係植基於檢察官身分屬性及職權角色定位必然的設計。又修正草案理由雖謂「檢察官經常將判決書擱置，藉故不收受判決」等語，惟查，截至本(96)年3月止之最近6個月檢察官收受判決統計資料顯示（見附件一），檢察官於法院送達判決當日收受之案件，高達99.39%，外界指摘情形應係極其少數之個案，非制度性問題，故上開修法理由不無誤解。
五、修正條文第228、242、245、246、248、248之1：
在偵查程序中，檢察官為偵查者，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物證等，均為偵查之對象，是偵查「主體」與「對象」之關係，與審判中是「訴訟當事人」角色迥不相同；再者，偵查中檢察官必須訊問才能合法取得被告、證人之供述證據。惟檢察官訊問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更須使用「秘密偵查庭」開庭，俾確保偵查情形不外洩。又各地檢署偵查庭之設計與法庭完全不同，另有事務官詢問時專用之詢問室，更依訊（詢）問對象不同，配合需要設有溫馨詢問室、指認室等，倘外出查案，則因地制宜當場開臨時偵查庭，訊問方式不一而足，故此項修法之立法理由恐有誤解。
綜言之，本部認為本次修正條文草案，與公平法院、正義本質、立法體例、我國運作現況及外國法制尚有不符之處，希望　大院予以保留，使刑事訴訟法之運作保持順暢，以有效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支持、指教。謝謝各位。

主席：現在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胡副局長報告。

胡副局長木源：主席、各位委員。謹針對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41條修正條文草案研究意見報告如下：
壹、第34條修正條文
一、本條修正條文草案（以下稱本條）第1項係規定辯護人對於「犯罪嫌疑人」及「羈押中被告」有接見通信權：「辯護人得接見犯罪嫌疑人及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亦得隨時接見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一)僅針對警察機關調查「犯罪嫌疑人」部分提出研究意見。
(二)本項新增部分（劃底線），對警察實務運作尚無影響。
二、本條第2項可以前後兩部分視之，前半段係規範偵審機關對於接見通信權「不得」之行為，後半段係但書規定：
本條第2項前段：「對於前項之接見及通信，不得禁止、限制、裁收、監聽、錄音、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本條第2項後段：「但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經法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本項所稱之各種行為態樣中，「裁收」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中並無此種用語，推測為「截收」之誤植（參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規定）。
(二)「監聽」者，依本條修正理由「目前實務於律師接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相關公務員多有對談話內容加以錄音或在場監視之情形……尚非妥適」，其所稱之監聽應指「在場監視」而言。
(三)本項前段新增部分對於警察實務運作有重大不利影響，可能導致刑案無法偵破，故本署反對本項之修正，理由如下：
1.若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毫無限制，對發現真實恐有不利的影響。是以警察機關為了發現辯護人是否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在場監視等行為自有其必要性，否則無從判斷。
2.若辯護人合法的主張接見通信權，而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行為時，警察人員在場監視即對其毫無影響。就攻擊防禦平等原則觀之，警察人員詢問被告時辯護人得在場，係為藉由辯護人之在場監督以避免不正方法之詢問；同理辯護人之接見通信，亦須有警察人員在場監督。
3.犯罪嫌疑人受拘捕後，公權力已經介入，警察機關有義務保障其生命、身體安全。實務上受拘捕之犯罪嫌疑人可能情緒不穩定，亦曾出現殺、傷人、脫逃等行為，故辯護人接見犯罪嫌疑人時，必須有警察人員在場戒護。
(四)本項後段新增部分，對限制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增加「經法院核准」之程序，對警察實務有重大不利影響，故本署反對本項之修正，理由如下：
1.因法院與警察機關究屬不同機關，若以書面方式向法院聲請限制接見通信權，法院是否有能力判斷亦令人懷疑，因為法院並未於現場看、聽到辯護人與犯罪嫌人溝通之情形，因此，由第一線偵查人員判斷自較正確。
2.即使勉強承認法院依書面即能判斷，但警察機關查知辯護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時，若不能即時限制之，而只能被動等待法院之核准，豈非任由辯護人繼續為不法行為？此將與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不符。因具有急迫性，現行法授權警察機關立即判斷「是否限制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始具實益。
三、本條第3項新增辯護人得訪談證人或關係人、依法調閱相關文件或其他蒐求證據等行為。本署反對本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本項破壞偵查不公開精神
就此中所增列之條文位置位於總則部分，即該條文適用於偵查階段及審查階段時，惟於偵查階段時，重視發現真實，故法律賦予檢調機關積極性、隱密性，如法律規定偵查不公開原則，如任辯護人其調閱關係文件，訪談證人，有可能破壞偵查不公開原則。
(二)本項有可能危害證人安全，且影響供述證據之可信性
若任由辯護人可訪談證人，且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為之，有可能危害證人。
(三)不訂立本條項並不會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及協助法院發現真實
依本法163條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即辯護人於審判階段，若依本法163條規定，得請求調查有利證據，應不會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及協助法院發現真實。
貳、第41條修正條文
一、警察機關行詢問、搜索、扣押時，準用第41條規定（參見刑事訴訟法第43條之1第1項）。
二、本條修正條文大幅變革現行筆錄制作方式，極度重視錄音，與現行制度差異如下：
(一)依本條規定，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及證人時，應當場錄音並應摘記要點獨立制作筆錄。亦即，當場不一定完成整份筆錄，有可能於詢問結束後，由筆錄製作人依錄音內容摘記要點另行完成。
(二)筆錄既已改成獨立制作，即無由命受詢問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依修正理由認為，筆錄之真實由書記官負責，無須當事人簽名。）。
(三)受詢問人有權要求閱覽筆錄，此時受詢問人得於筆錄簽名。
(四)被告得依當場之錄音製作逐字筆錄，經公證人公證後以書狀送達法院為法院筆錄。
三、本署反對本條之修正，理由如下：
(一)雖然全程錄音可以保障自白之任意性，但筆錄命受詢問人簽名，亦具有同樣效果。如維持現行條文之雙重保障，較能確保筆錄之證據能力。
(二)本條第4項可能被解釋為犯罪嫌疑人有權調閱詢問時之錄音帶，惟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偵查中詢問所得之錄音帶不宜交予犯罪嫌疑人另行製作逐字筆錄，以免詢問內容漏露，影響偵查成效。

主席：現在開始兩案一併進行詢答之後再分別處理。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8分鐘，必要時延長2分鐘，10時截止登記。
請李委員復甸發言。（不發言）李委員不發言。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林委員德福、曹委員爾忠、賴委員士葆、江委員昭儀、李委員紀珠、侯委員彩鳳、江委員義雄、吳委員英毅、孔委員文吉、黃委員偉哲、羅委員志明、潘委員孟安、蔣委員孝嚴、謝委員文政、黃委員適卓、林委員春德、楊委員麗環、林委員重謨、呂委員學樟等皆不在場。
現在輪由本席發言，本席與尤委員清對調發言次序。
請尤委員清發言。

尤委員清：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本席要請教司法院劉廳長，其實刑事訴訟法的重點是在第三十四條，讓辯護人可以蒐集證據去舉證，而現在這個法修正之後，變成傾向美英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也就是檢察官和辯護人立於一個武器對等的地位。對於施行這樣的制度，你們原則上贊不贊成？又要如何配套？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說明。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配套部分要再處理，其實偵查中檢察官有其職責，我們也要給予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站在司法院的立場，我們認為辯護人的功能也必須強化。

尤委員清：本次修正的核心就在於辯護人可以去採證，俾與檢察官、司法警察立於平等地位，所以本席原則上贊成這樣的修正，因為如果要交互詰問施行當事人進行主義，至少要給當事人辯護的權利。
另外，在第二項中又修正為辯護人要見被告時，不能予以禁止，而且不能錄音。本席過去擔任過刑事案件的辯護人，通常在辯護人去見被告時，看守所會拿一個錄音機，然後旁邊站著一名警察或憲兵，所以當事人根本不敢講話，只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但書規定除非有湮滅證據或有串供可能性才可禁止接見。而現在的情況是，當辯護律師去見被告時，全程被錄音，所以當事人不敢講話，都是用比的，請問這樣可以發現真實嗎？

劉廳長令祺：其實本法從過去的職權進行主義朝向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研修之後，我們都在適應當中，也就是說，在這條調整的路上，舉凡法官、檢察官、司法警察都會感到諸多不適應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確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原則下，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畢竟要告人家，總要講出一個道理來，這也是整個刑事訴訟法的精神，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也是接受這個意旨，目前來說，檢察官是當事人之一，我們在某些程度要尊重他在偵查中應有的作為，但是如果因為這樣，辯護人的功能相對萎縮，那麼對當事人的權利也是一種傷害，所以如何賦予辯護人一定的職能，其實是我們提升司法人權的指標必須思考的！前不久美國的一個人權報告，就指出台灣的人權指標，關於辯護人的功能、成效……

尤委員清：這就是重點，本席做過最大的軍事辯護-有關美麗島案件的審判，它是由警察局、調查局、憲兵隊加上警總去採證，逼迫被告騙取自白，同時在輔佐的證據之外，他們還去調查其他證據，這些都不是辯護人可以相抗衡的，縱然可以讓辯護人去採證，在強度上，檢察官指揮的偵查是80%，辯護人則不到20%。換言之，即使我們賦予辯護人這樣的權利，對於發現真實及不造成冤獄有幫助嗎？台灣現在只要發生任何重大刑事案件，社會總是期待限期破案，結果辦案人員用盡一切辦法之後破綻百出。我們都知道，最好的真實，說方一個小點就要好幾點輔佐以圓謊，所以本席要說的是，站在司法院的立場，你們可以講說這個方向是對的，而國際人權組織也相當重視應該給予被告和辯護人充分的辯護權利，過去的人權組織對於發展中的國家以及人權、法制、司法、公義不能健全的國家，指責最多的就是沒有給予被告充分辯護的權利，而且被告已經被抓，自己如何辯護？當然是要靠辯護人！本席以前在德國參加一項納粹刑法史研討會，發現過程中完全沒有律師辯護，他們告訴我，因為律師早上出庭，晚上回去受到恐嚇就不敢來了，所以最後只能由被告自己和其家屬為他辯護！而現在對於被告辯護的權利行使，幾乎都是來自辯護人，所以本席希望司法院不要荒廢這件事。
另外，本席要請教法務部朱次長，站在你們的立場，不止是要抓犯人，而且還扮演著人權保障的重要角色，所以除了司法院即將就被告的人權辯護提出配套之外，你們在書面報告中也提及要先舉辦公聽會，讓大家針對這個問題充分表達意見之後再作定奪，對此本席表示贊成。換句話說，整個修正方向既然是確立當事人進行主義，交互詰問制度都做了，就差這臨門一腳，為什麼不向前推進呢？如果我們今天不就條文做具體決定，給你們一些時間做準備，舉辦公聽會並做好配套，可以嗎？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贊成增加辯護人功能的修法方向，但是像日本，過去他們在案件偵查中選任辯護人都有一定的限制，相形之下，我們在偵查中可以選任辯護人，並讓他參與所有程序，這是非常先進的。事實上，在案件偵查中，檢察官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去發現真實、偵查犯罪，而辯護人隨時可以出席，我們也有義務通知他來參加，所以對於被告的所有權利，辯護人都可以加以防禦。當然，在很多情形下，律師也有機會去訪問一些證人，問題只在證人是否接受他的訪問，而且他也可以去問一些關係人做一適當了解。其實在司法制度上，法官、檢察官、律師都是要發現真實，做到毋枉毋縱，我們的國家對於被告人權已經保護得非常周到了！至於審判中，我們也同意當事人對等，也就是雙方都是當事人，這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調整……

尤委員清：在刑事的證據學上，講的是案重初供，這點古今中外皆然，所以偵查中最早的取證，已經成為審判的方向。現在你們既然說需要時間做出配套，並舉辦公聽會呈現正反兩方意見，那麼本席建議今天就不要就具體條文定奪，否則以後發現不妥，要再修改就會變成笑話！你剛剛提到的想法，如果立法院接受，你不妨作一考慮，亦即包括提案人和你們，都好好去提配套，不要排斥這個作法……

朱次長楠：我們也是私下頻頻接觸委員，表達我們的想法，同時過去在司法改革中，我們也一再強調要完全進入當事人進行主義，有一個期限……

尤委員清：現在有些律師之所以不願接辦刑事案件，除了交互詰問制度之外，原因就在於沒有成就感，民事輸贏可以看得出來，但刑事部分就有不確定感，而且人家取證都取得差不多了，你再找證據都來不及，還要去把它合理化，只要是有點良心的律師，根本不願為罪犯去找理由合理化，所以我們至少要讓那些有心去找證據，想要發現真實的律師可以好好發揮，以免造成冤獄！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育昇發言。（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
現在輪由本席發言，本席不發言。
請黃委員德福發言。

黃委員德福：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對於法律訴訟是外行，但是我們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有關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修正，主要在於將第二項修正為：「法院於前項調查證據程序完畢後，發見卷外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證據，……」本席想請問，條文這樣修正，會不會有問題？因為現在審檢分立，所謂的法院就是代表法官這部分，如果我們依常情判斷，當檢察官起訴一名被告時，應該就會蒐集所有不利被告的證據，因此，站在法官的角度來看，過去會有這條條文可能是因為審檢合一，法院本身也代表檢察官這部分，所以不論有利或不利於被告的證據，他們都會蒐集，可是今天從審檢分立的角度來看，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已將所有不利被告的證據呈現出來，所以法院本身應該是去蒐集對被告有利的部分，否則法院如果再去慫恿或要求檢察官提出不利於被告的因素，這樣是否合理？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說明。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就我們實務上的見解，有關訴訟法的部分，我們一路走來做了很多變革，從25年前的上字第3706號老判例可以發現，一定要調查途徑已窮，法院才可以為無罪判決；非調查途徑已窮，不得為無罪判決。直到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已經把這個原則改變，也就是變成檢察官要負實質的舉證責任，而在這樣的變動裡面，刑事訴訟法的幾條條文以及幾個判決內容可說是具有指標性……

黃委員德福：本席問的是，如果審檢分立，站在法官的角度來看，是不是要針對被告比較有利的部分重啟調查較為合理，而不是像剛才次長所講的不利、有利全部都要提出來？

劉廳長令祺：檢察官有國家強大機器做為後盾，而被告卻是處於弱勢，所以法官基本上會傾向注意對被告有利的部分，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條文當中只是寫上「有利」，可能會引發不同看法，所以建議……

黃委員德福：法官本來就要獨立審判，而審判是根據檢察官和辯護律師提出的所有的資料，檢察官起訴理應把所有不利被告的證據呈現出來，所以站在衡平的角度來看，法官是不是應該傾向被告這部分較為合理？

劉廳長令祺：法官一定要好好注重被告的利益，但是有些事情法官也會思考，好比被告是不是累犯？

黃委員德福：假設法官要求再取得證據，不論有利不利，是否還是要拜託檢察官？

劉廳長令祺：如果舉證有所不足，即使已跨過第一百六十一條的起訴門檻，最高法院的見解是法官可命檢察官補證，檢察官若不補證就判無罪。

黃委員德福：檢察官也可補足對被告不利的證據？

劉廳長令祺：沒錯。

黃委員德福：但是這個條文通過定後，檢察官就不能補足對被告不利的證據？

劉廳長令祺：不論這個條文通過與否，在實務上檢察官都負舉證責任，檢察官若舉證不足，即使已跨過起訴的門檻……

黃委員德福：我的意思是，依照現行條文規定，你們要求檢察官補證，檢察官可以補足對被告不利的證據；但是法條修正通過後，檢察官只能補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對不對？

劉廳長令祺：不能這樣講，理論上檢察官傾向不會補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黃委員德福：檢察官一定找對被告不利的證據。

劉廳長令祺：理論上，檢察官應該有證據就統統提出才對。

黃委員德福：接著本席請教朱次長，法務部對於第五十八條應該不會反對吧？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反對，因為現在的訴訟制度是把檢察官當作獨立官署，不論是起訴書或不起訴書都是以檢察官的名義發出去的，檢察官對法院是獨立行使職權，……

黃委員德福：像劉承武這件事情就出狀況了。

朱次長楠：現在不會再發生了。

黃委員德福：為何不能送檢察署呢？檢察官本來就在檢察署辦公啊！

朱次長楠：會有問題，因為送檢察署要經過收發、分文等程序。

黃委員德福：送文給當事人時，大樓管理委員會收文就算送達，為何送文到檢察署收發不算數，一定要送達檢察官本人才算數？

朱次長楠：如果實務執行上沒有問題也沒有困難，而且體制又是如此規定，為何要改？

黃委員德福：要看合理性啊！送文給當事人可以由管理委員會收，為何檢察官在檢察署辦公，送文卻非送給檢察官本人？

朱次長楠：原則上要送達給檢察官，至於別人代收等屬於技術問題，但是一定要檢察官蓋章收受。

黃委員德福：這不合理。

朱次長楠：蒞庭檢察官和法院的關係是獨立行使職權。

黃委員德福：李委員提議把「訊問」改成「詢問」，你是否贊成？

朱次長楠：我反對。

黃委員德福：現在是當事人進行主義，而訊問好像是上位對下位，檢察官和辯護律師有何差別？

朱次長楠：在日本，不論是法官、檢察官或司法檢察官都叫「詢問」，訊問和詢問在證據法則上有不同效力，檢察官的證據有相當的證據力，所以我們強調是訊問。

黃委員德福：辯護人也認為自己有相當的證據力，既然是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何彼此不對等？檢察官雖然代表國家，但是在交互詰問時和辯護人是對等的，而「訊問」給人的感覺是比較高一等。而且詢問和訊問的口氣也不同，很多檢察官訊問的結果就變成訓斥加上問。

朱次長楠：在偵查中，檢察官有預審法官的性質，有些案子可以作出不起訴處分，有實質的確定力，他執行公權力時是以詢問的方式。

黃委員德福：在法庭上不該用訊問。

朱次長楠：在法庭上沒有訊問的問題，第五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都是指偵查中。

黃委員德福：其他很多文字都是用「訊問」。

朱次長楠：檢察官和法官一樣具有司法官的身分。

黃委員德福：即使檢察官代表公權力，但是嫌疑人在沒有定罪前都是無罪的，所以只能詢問不能訊問。

朱次長楠：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訊問和詢問的證據效力不同，如果要改必須全部都改。

黃委員德福：採行當事人進行主義後，過去的用語就不恰當，檢察官習慣後會變得高高在上，口氣很不客氣。

朱次長楠：我們會要求檢察官注意開庭的態度。

黃委員德福：把「訊問」改成「詢問」後，會不會讓檢察官覺得自己並非高高在上？
朱次長楠：那麼法官也該改成詢問。

黃委員德福：法官是最後的決定者，當然是訊問，檢察官卻只代表一方。
朱次長楠：日本就全部一樣。

黃委員德福：你們應該全部抄日本或美國，由於時間有限，逐條討論時本席再提出。

朱次長楠：謝謝。

主席：今日詢答結束，潘委員維剛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刊登公報。委員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送交個別委員及司法委員會。

潘委員維剛書面意見：
一、針對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41條、第43條之一、第58條、第228條、第242條、第245條、第246條、第248條、第248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其主要的修正內容涵蓋現行之刑事訴訟法關於辯護人接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權之保障不足，辯護人之接見權難以妥適發揮實質之功能，另外，檢察官多以偵訊筆錄做為證據認定被告犯罪，然偵訊筆錄之製作，多無標準程序，難以確保其正確性，故增訂訊問時錄音及書記官製作筆錄之規定；偵訊之筆錄於實務上又多由實施訊問之人員，事先擬定問答之內容，若受訊問者之回答與擬定之答案不一時，方加以修改。然筆錄之功能為紀錄被告陳述之用，因此筆錄上應記載被告自行陳述之內容。
其他如將對檢察官送達之規定修正為對所在之檢察署送達及將現行刑事訴訟法中之規定檢察官訊問之規定改為詢問等等修正內容，本席對修正內容得以將目前執行上較具爭議及對相關人員不及或不足之地方加以明確化修正，對刑事訴訟法是屬於進步修法，尤其在保障人權及協助法院上皆具正面之意義，應予支持修正通過施行。
二、刑事訴訟法係「實用之憲法」，我國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的確立及發展，就是要促使刑事法程序之規定必須正當，以符合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本旨。刑事訴訟法權威教授陳樸生說：「刑事訴訟之目的，在發現實體的真實，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為達此項目的，應維持程序之公正，藉以保障個人自由及維護社會之安全。」由於正當法律程序經常與美英國家之當事人進行配套並舉，而與所謂大陸法係之職權進行主義對立，因此陳運財教授說：「惟所謂當事人主義或職權主義僅是操作性之概念，並非制度本身。此兩種的對立的模式，雖有助於用來瞭解某一訴訟制度的特徵，具分析判斷之價值，但關於當事人權利保障的問題，此兩種對立操作性分析概念本身，缺乏實踐上的意義，並不能提供合理妥善的解決方案。而正當法律程序論，絕非僅止於分析概念或模式論。」因此進一步而言，刑事訴訟法規定，應在「無罪不處罰、無罪推定原則」之大前提下進行設計。
然而司法改革的刑事訴訟法修法，改的不只是法官的中立聽訟而已，檢察官要切實蒞庭調查和偵查公訴角色，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163條規定讓法官原則上在律師、被告、檢察官之間居被動聽訟的角色，不主動介入案件調查，如果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而該證據在客觀上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基礎者，且無不能調查之情形，法院如無正當理由不能予以拒絕，否則即可能構成違背法令提起第3審上訴法定理由。此外依同條第2項規定，法官基於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及保護被告重大利益，為了發現真實，縱然當事人未提出聲請，法官仍應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不能視而不見，忽視此項權責，可見該項修法之目的，在改革刑事訴訟法制度，落實執法之公正與保障人權。
本席認為本次將爭議多時的163條條文精神進行修定，將法律的不明確性及法院適用上的難度提出說明、並定義之。以維護國家社會之公平正義，尤其刑事訴訟法所楬櫫的勿枉勿縱、釋放無辜，懲罰罪犯皆屬為法院澄清義務之範圍，故被告或檢察官皆須主動提出調查，為自己利益或不利益提出辯護，本條文之修法內容增訂第三條，向法院於前項調查證據程序完畢後，發現卷外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證據，得依職權調查之修正，對人權有其實際之需要，應予支持。

主席：請問各位，現在可否不進行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討論，有異議的條文先保留？
請尤委員清發言。

尤委員清：主席、各位同仁。司法院和法務部都要求要有配套，這一點要再商量，同時應舉行公聽會聽取正反兩方意見，之後再進行逐條討論。

主席：本席是希望本案先通過，再交付朝野協商，這會期已沒有時間，所以暑假可以好好召開公聽會。

尤委員清：（在席位上）哪有法案先通過，朝野協商再大翻轉的？

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經過方才協商，現作如下決議：「一、第一案及第二案大體討論結束。二、請司法院、法務部及內政部於一個月內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及具體條文送司法委員會。三：前項條文提出後，另定期舉行公聽會廣納各界意見，再進行逐條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謝謝各位，現在散會。
散會（10時55分）

回覆

抱馬子 在10/23/2007 4:02:30 PM的回覆：
立法院第6屆第6會期司法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96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37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401會議室
主　　席　謝委員國樑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委員李復甸、郭林勇、尤清、張顯耀、洪秀柱、吳志揚等6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李復甸、吳志揚、郭林勇、尤清等3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天討論事項所列兩案，業已在6月6日大體討論過，現在開始進行逐條討論。
現在先處理第一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進行第一百六十三條。

第一百六十三條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於前項調查證據程序完畢後，發見卷外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證據，得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依職權調查之調查證據，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說明。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機關代表、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奉邀前來列席　貴委員會就大院李委員復甸等所擬具提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表示意見，深感榮幸。茲將本院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現行刑事訴訟法（下同）係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有無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法官不宜過度介入，始能確實建構客觀中立之法院，而為人民所信賴，大院委員所提修正草案主要精神，在於貫徹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維護訴訟程序之公平與公正，本院甚感敬佩，鑒於大院委員民國90年間關於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之提案，係將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修正為「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亦即取消現行法第二項但書部分，這樣的條文內容與日本刑訴法第二百九十八條內容一致。我們都知道，我國的刑訴法有相當程度是參考日本刑訴法，而日本是更進一步地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所以，此一修正，似已足以涵蓋委員提案之良法美意，本院建議是否逕參採該修正案，以達成委員提案兼顧檢察官舉證責任之落實及程序正義重要目的。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正草案，法務部是持存疑態度。民國88年司法院召集司改會時，就想確立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是會議中大家討論很多，認為直接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會有很多問題，而且，當時訴因制度及起訴狀一本主義也還沒有採用，經過折衷，認為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比較妥當，也作了這樣的立法，亦即第一百六十三條立法，讓法院原則上不必調查證據，所以條文規定是「得」調查證據。但是有例外情形，即第二項所規定的「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這樣的規定，一方面可以讓法院中立、客觀聽訟，不必介入職權調查，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另方面，也可以讓檢察官發現真實，不違背國人對發現真實的期待。
觀諸世界各國法律，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也是規定法院在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司法院也主張可以如此修正，但如此一來，可能會讓法院法官怠惰，因為若是「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茲事體大，還會拖延訴訟，尤其法官可能變成只要聽訟，完全走英美路線，實務上也可能會產生問題。其實，美國聯邦證據法也規定，得指定專家證人作證，以補充調查。也就是說，有必要時，法院可以依職權請專家證人作職權調查，並不全然是不管真實發現。事實上，法院法官若要依據良心、憲法或法律審判，若沒有心證就沒辦法進入審判，所以，有時輔助性的調查，並不是完全被排斥的，所以，保障人權和發現真實應予平衡，不該偏袒。基此，法務部認為，現行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已兼顧這兩方面，同時，也符合司改會全體共識，如果現在我們只單純修改這一條條文，其他配套措施可能無法一次修足，施行起來，將會衍生很多問題，所以，個人以為，修法是慎重之事，我們希望制度能夠全面而完整，不要單方面修正，將來發現問題後，回頭再修，這樣可能會有問題。因此，我們建議本條維持現行條文，應該是比較妥適。謝謝！

主席：針對本條文，李委員復甸等提出修正動議。

李委員復甸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正如附件「再修正條文」。
提案人：李復甸　　吳秉叡　　鄭金玲　　謝國樑
連署人：郭林勇　　王　拓　　盧秀燕

主席：請李委員復甸發言。

李委員復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有關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司法院曾在本院休會期間召開過公聽會，而我們也盡力去了解各方面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過程中，審、檢、辯、學四方面的人我們都諮詢過他們的意見，其中比較屬於檢察官體系的人對於這個條文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是基本上大家對於現行條文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設計係走向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前提都沒有意見。
其實當初修正這個條文時也和今天一樣，審檢雙方各執一個立場，最後採取了法務部的態度，也就是現行條文所規定的，法院為發現真實，應依職權去做調查，但是這麼一來，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就等於完全變成了贅文。所以各方面對於這個條文的修正共識可以說很高。
基於法務部對於本修正案的保守態度，我們徵詢本院委員的意見之後，也將原修正條文做了更動，將原先準備要走一百步的構想退回來，只走六十步，保留了一部分讓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的空間，這也就是各位手上拿到的再修正條文。在再修正條文當中，我們將第二項改為：「法院認為依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兼顧了法務部對於原修正條文的疑慮。假如法務部認為不宜一次走到我們原先提出來的修正條文的地步的話，至少可以接受我們的再修正條文。
至少這個會期，大家都一直在講，司法改革應該是從訴訟程序開始。本席認為，刑事訴訟法真正的精神在於當事人進行主義，只有第一百六十三條的修正很難落實被告的無罪推定，所以我們再次請求各方對於第一百六十三條的修改提供助力，讓我們的司法改革能夠更進一步。謝謝。

主席：請郭委員林勇發言。

郭委員林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剛剛聽劉廳長提到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認為只要把我們現行條文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的但書拿掉就沒有問題。假如按照今天提出的修正動議，將本條第二項修正為：「法院認為依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這樣有沒有讓法院法官在交互詰問時比較立於中立的立場？因為雖然不是採訴狀一本主義，但若採訴狀一本主義的話，對被告來講更為不利。表面上看起來是，提出來之後，律師變成不知道對方有什麼武器，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瞭解，其實我們反而是希望採訴狀一本主義，因為這樣下來的話，法院法官真的是聽訟，兩邊都不知道誰有什麼東西，如果認為有罪，就提出某一證據，而且這些證據法官都是第一次聽到的。目前的作法是法官先看到所有的卷證，要說不受到影響是騙人的。為什麼美國組織陪審團時，不希望陪審員事先看過相關消息？因為如果看過死者慘狀等等，任何人都會覺得兇手很可惡，這時如果相關證據正好是兇手提出來的，就會被聯想在一起。雖然朱次長也提到美國可以指定專家證人來調查，但是根據本條第一項的規定，專家證人也是證人之一，如果要鑑定，也是可以的，所以按照目前的情況，相關程序並不會受到影響。不知劉廳長對此有何看法？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說明。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委員確實講到整個訴訟制度的核心。這樣一個修正案其實落實了法院中立化的基本原則，而且這樣的條文其實是把判例明文化。我記得這個判例應該是92年度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其內容大略是，依照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原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如果無法舉證，法院當然為無罪判決。這個判例的背後其實是將法院要接續檢察官盡職責調查，且非調查途徑已窮，不能為無罪判決的判例刪掉了。所以本條文的修正內容其實是和92年度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一致的。
此外，從再修正條文的內容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第一，確立法院的調查是輔助性、補充性，而不是先位性的；第二，因為整個基調還是建立在「為發見真實」，所以維繫公平正義的部分還是存在於法律的中心內容當中。所以我認為這是可接受的修正方式，實務上不會有困難。

郭委員林勇：這樣我們就放心了。當初本席和尤委員提案時，經過充分的討論，發現很多法官在92年的判例還沒形成之前，還是採取刑事訴訟法沒有修改之前的問法，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法官開庭時根本就忘記有檢察官和律師的存在，一開始就一直問，別人要問，他還叫人家等一下，先問自己的，而且問完之後就問被告要不要進行協商等等，因為他認為被告大概有罪。所以再修正條文第二項將法官的調查證據定位為輔助的調查，而非主要的調查，而且是在心證難以形成時，為發現真實才依職權調查證據，也不會讓檢察官無法應付這樣的場面。
根據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每位檢察官的能力絕對都高過很多人，尤其是公訴組。其實本席一直主張，公訴組的檢察官不應該由這群人來擔任，而應該由本來就在偵查的檢察官來擔任，不然好像是在進行辯論比賽。他們拿到的也是書面資料，並沒有經過言詞辯論的過程，就直接採取另外一套方法，本席一直認為這也不一定對，但是基於法務部目前的人力等等問題，不得不然。不過我們還是希望未來應該走向這一條路，因為這樣下來，我相信法官可以清楚瞭解檢察官一貫的主張，而不會在起訴之後，說不定公訴檢察官認為不應該起訴，可是如果案件分到手上，基於職責，他一定要為整個檢察系統辯護。總之，基於公平的原則，本席支持這樣的修正方式。謝謝。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項修正動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法務部朱次長要針對這個部分發言，現在請朱次長發言。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謝謝主席給我發言的機會。因為這個法條牽涉到整個國家刑事訴訟制度的變革，所以法務部必須表示一點意見。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關於傳喚、詢問、拘提、逮捕、搜索、扣押、羈押、監聽，法官大概都可以依職權為之，而國外的法官在個案的審判中並不一定有這樣的權力。當初設計這樣的制度，是強調法官有他一定的職權主義的色彩，目的在強調公共利益的維護和被告重大利益的事項，以求平衡。
如果完全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以今天的條件來講，對很多被告並不太有利。實務上，我們也看到公訴檢察官每天承辦相當多的公訴案件，日積月累，而且經過專業訓練，訴訟技巧絕對比一般律師或沒有律師的被告為強。相較之下，就變成對被告不一定有利，如果完全實施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方式，甚至會對被告非常不利，。在現今的情勢之下，我們認為，如果直接朝當事人進行主義來做的話，對被告確實不一定有利，對很多律師來講，因為他也許一個月、半個月才接一件訴訟案件，對於刑事訴訟這種複雜的交互詰問制度，也不一定能夠完全深入，或者運作自如，比起公訴檢察官，不一定能夠對等。所以我們擔心，如果完全朝當事人進行主義傾斜的話，會使整個訴訟制度更不利於被告人權的保障。
當然，這一部分我剛才有特別提到配套措施的問題。如果朝當事人進行主義走的話，就變成和法官依職權發動的權力有關的條文都要進行修正，讓法官完全變成中立，不去進行蒐證或監聽等種種作為，這樣的話，所牽涉的法條就更多了。所以我們建議是否再仔細考量一下？
再者，修正動議中的文字有「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而刑事訴訟法的大前提是無罪推定原則，如果法官憑雙方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沒有辦法得到確實的心證，就應該判無罪，沒有考慮的餘地，但是「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的規定，反而給法官有機會去調查，沒完沒了，這樣的話，訴訟也會拖延。事實上，這樣的規定也和人性不合。我們覺得，權力一定要有制衡的機制，所以強調必須在很嚴格的條件之下，法官才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而且我擔心「得依」將來會變成具文，也就是當你請法官調查證據或認為法官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其實他都不行使。
個人也當過10年的法官，我深深瞭解法官的心態。今天法官業務這麼的繁忙，你要他主動去調查證據事實上也是一個過高的要求。這種陳義過高的條文事實上只是形式而已，沒有意義，所以加不加這個，和原來的規定相比，其實都是具文。
個人認為，這樣的修正讓學習日本或其他國家的整個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制度完全形成，但是這個條文和其他條文又有扞格之處，會使整個刑事訴訟制度到底是當事人進行主義、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還是職權調查主義互相矛盾。以上意見，敬請參考。謝謝。

主席：朱次長的意見會列入紀錄。
請楊委員芳婉發言。

楊委員芳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對修正後的條文有一點疑問。這樣修正的意義在於希望落實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沒有為具體舉證，法官便應為無罪判決，所以本席不知道修正動議中的「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要如何解釋，是不是法官反而要再去找有罪的證據？如果是這樣的話，好像就和無罪推定及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的原則背道而馳了。
本席知道李委員的用意是希望落實舉證責任，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法條文字是否有清楚的顯現？
因為如果說已經是有罪的心證，就算沒有這一條，也是可以為有罪的判決，所以假如沒有這一條，會不會適得其反呢？基本上，檢察官沒有為具體的舉證，法官是應該為無罪的判決，所以現在這樣的文字會不會適得其反呢？現行條文遭到批評的部分是檢方還沒有舉證前，法院就跳進來了，回到像以前的職權進行主義，造成法官在替檢察官進行舉證的責任，李委員表示這部分是應該做點修正，這一點我是很認同的，但文字上可否達到這個目的呢？我想應該要再討論一下。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復甸發言。

李委員復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從朱次長的說明來看，他都是很支持我原來的修正條文，真正被告的利益不是法官在單獨衡量的，檢察官也是一樣要考慮這個問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很清楚，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事項，都要一併注意，所以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正後，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的事情，好像就變得沒有機會去保護，可是實際上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事項的注意，其實條文上另外有規定。
至於楊委員提到條文修正後是否會讓我原來修正的條文打了折扣一事，我想這是一個折衷的方案，因為法務部有這麼強烈的意見，所以我們願意比完全理想的狀態再退後一點，採用這樣的折衷方案。
此外，再修正條文第二項其實是從民訴法第二百八十八條抄過來的，當然刑訴和民訴的訴訟原則是不太一樣的，民訴的心證指的是對於案件全辯論的一致，即法官將整個案件看完以後產生一個心證，即到底是原告贏還是被告贏。而我們原先提出這個條文修正案主要是針對當事人提出證據後，該證據難以得到確實的心證，所以就依證據的內容去發現真實同時進行調查，而不是法院可以就一個案件搞不清楚到底被告是有罪無罪，在此心證尚未形成前，自己就去做職權的調查，而這就是本席原來要提案修正的原因。
再來，再修正條文第二項提到「法院認為依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因此，這表示調查的範圍是有限縮的，不知道這樣的規定是否可以滿足各方的需求。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宗仁發言。

陳委員宗仁：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現就楊委員方才說的內容再補充一點意見，因為主席有詢問過有無異議，而大家都還不及表示有無其他的意見，所以待會還是應該要再徵詢大家的意見。
另外，舉出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後檢察官才會起訴，刑訴規定檢察官應注意對被告有利或不利的證據來加以調查或是注意，但是現行實務上大部分檢察官會將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予以排除，而是儘量去蒐集對被告不利的證據。
再來，如果修正了第二項，法院在調查證據的時候，本來我們是無罪推定為原則，萬一法官又是檢察官呢？換言之，法官得依職權來調查對被告有罪無罪的證據，這樣一來，法官似乎又身兼檢察官了，這樣讓我覺得角色上是混淆了，這部分次長方才也有提過了，因此，本席希望文字上能夠再修正一下，在座的這些有法學素養的委員也能夠再慎重考慮一下，總之，文字上應該再協商一下，如此對被告的人權能夠更有保障。謝謝。

主席：請郭委員林勇發言。

郭委員林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方才陳委員提到了這個條文的毛病，依現行條文，法官為發現真實，得以職權調查證據。條文就是這樣規定的，是沒有限制的，所以修正後的條文是規定，可以進行調查，但找不到證據來證明被告有罪，就應該判無罪，這是刑訴法第三百零一條的規定，法院法官遇到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不夠的時候，就依職權進行調查，這樣對被告反而是不利，為了擔心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我們才建議條文修正為「法院認為依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方才劉廳長提到92年台上字第一百二十八號判例，而這個判例有談到兩個重點，首先，法院依職權調查只是輔助性質的調查，不是主要的調查，所以不是為了證明被告有罪，所以才來調查，因為法院依刑訴法第二條規定，有利不利的證據都要予以調查，所以不光是檢察官要這麼做而已，法官也是一樣，如果無法證明被告犯罪，就要為無罪判決，所以心證的部分應該看看民訴第二百二十二條的規定，也就是或許有罪，這時就要決定判多久的刑期，但這部分還沒有完全決定，所以就必須問得詳細一點，比方說詢問被偷鑽戒的價值是多少錢等，這時就可以依職權來調查，但若是無罪的情況，我想沒有一位法官會認為被告提出來的證據不夠。
至於朱次長方才提到保障人權的部分，既然無罪了，為了保障人權，怎麼可能再想辦法讓其有罪呢？現在的法官根本不可能這麼做，所以在保障人權上，既然最高法院有這樣的判例，而我們也沒有辦法改變判例，充其量我們能做的是把判例的精神放進條文中，讓檢察官、法官、律師知道，原則上法院不會再調查什麼，只會就難以確定之心證或是為發現真實的部分，以職權進行調查，所以這部分應該已經是經過慎重的考慮，並不會對人民有所不利，我一直認為，現在的問題是，若有這樣的限制，則法官會認為，原來法官是一個輔助的單位，即主要是綜理聽訟，不得已才會去調查關於心證的部分，再加上民訴第二百八十八條依職權調查證據，所以這兩條條文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民訴本來就是當事人進行主義，因此，藉由民訴與刑訴相互的配合，讓這個問題更加確定，我想這才是正確的立法意旨。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說明。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大家都很關心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正的問題，的確，如何讓我們的訴訟制度更加合理化、進步化，則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方才大家提到了無罪推定原則，而各位也知道，檢察官工作很辛苦，但是時代愈來愈進步，法院似乎就不再扮演接棒的角色，所以做為控方的檢察官在提出控告的時候，可能就要辛苦一點，把所有的罪證都臚列在裡面，因此，這和無罪推定原則的運用是兩回事，因為從無罪推定原則來談的話，當控方的舉證不足以證明犯罪，則依第一百二十八號判例，法院應該為無罪判決，但比方說有發生侵佔之情事，而整個帳戶很亂，沒有辦法釐清、處理，所以才要進一步看其侵犯的法益有多大，畢竟這是會影響裁判的結果，換言之，在此情形下，法院無法得到確實的心證，所以依職權做補充性、輔助性的調查，而今這樣的修正，其實意義上是相同的，而日本相關法律的第二百二十八條就是類似於我們現行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前段，所以我們這個規定應該是一個滿合理的規定。謝謝。

主席：劉廳長，關於司法院的立場，請以書面補充在立法說明裡。
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當時民訴法原則上是採純粹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是在實務運作上，很多二審法官依當事人提出來的證據進行裁判後，上訴後就會被發回，原因是有些需要調查的證據沒有調查清楚，後來實務上這種問題發生次數太多了，二審民事法官就依職權進行調查，以暗示或是曉諭的方式，請當事人將判決所需的事證提出來，因為這種情形很普遍，所以造成民訴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的修正，因此，民訴法反而是朝職權主義去進行，因為實務上有這樣的需要，但如果只是當事人進行，可能到第三審時，事實都還搞不清楚，最後就可能被發回，結果造成訴訟拖延、訴訟未決的情況，的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法官可能無限量去擴張，只要覺得心證不明確，就可以發現真實為由，依職權調查證據，換言之，這就變成純粹以法官個人意見來決定，沒有法律的依據，因為所謂心證的形成，還有法官是否公布他自己的心證等，是法官自己在訴訟程序上來做決定，如果完全不公布，該案可能就會一直查個沒完沒了，但也拿他沒有辦法，這時訴訟就變成是因人而異了。
基本上，法務部認為這樣的修正，會變成完全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完全把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精神給排除了，這樣是對整個訴訟法方向做了一次很大的修正，但這樣的修正只憑一條條文就來決定，本人認為這是不夠完備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將整套制度檢視一番，讓法官真的能做到當事人進行主義，以日本為例，他們是將法官有無職權核發搜索票、羈押票、監聽票，還是完全憑聲請再來決定等問題都先搞清楚了以後，該修正的條文再一併來檢討、修正，我想這樣才比較完整且實用，也比較符合制度一貫的精神。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協商。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已處理完畢，做如下決議：「一、本案不需交由黨團協商。二、本案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三、院會討論本案時，推請謝委員國樑補充說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有）既有異議，本案交由院會協商。
白委員添枝增列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再修正條文之連署人。
現在繼續進行第二案「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逐條討論，進行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辯護人得接見犯罪嫌疑人及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亦得隨時接見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對於前項之接見及通信、不得禁止、限制、裁收、監聽、錄音、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之行為，但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經法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辯護人為蒐集有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資料，得訪談證人或關係人，依法調閱相關文件，或其他蒐求證據之行為。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三十四條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錄音並應由書記官摘記要點獨立制作筆錄，記載左列事項：
一、對於受詢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
二、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如未具結者，其事由。
三、訊問之年、月、日及處所。
受訊問人請求將記載增、刪、變更者，應將其陳述附記於筆錄。
受詢問人得要求閱覽筆錄，並得在筆錄緊接其記載之末行、每頁之末行及增、刪、變更處簽名。
被告得依第一項當場之錄音製作逐字筆錄，經公證人公證後以書狀送達法院為法院筆錄。

主席：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周副局長說明。

周副局長壽松：主席、各位委員。針對第三十四條之修正，由於偵辦案件首需掌握的就是時間，所以隨時接見及通訊之規定會對偵辦過程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認為隨時接見、通信、蒐集資料之取得等在執行面上會有相當難為之處，因此，請委員就警政署所提意見再做斟酌。
其實依照現行條文規定，在偵辦案件時若辯護人在場，也都是相對進行訊問，為的就是避免因證據、串聯等引起偵辦過程中的爭議，所以請委員思考警察偵辦案件過程中的實務狀況，維持現行條文規定。
第四十一條最後一項規定「被告得依第一項當場之錄音製作逐字筆錄，經公證人公證後以書狀送達法院為法院筆錄」，未知第一項規定之「當場錄音並應由書記官摘記要點獨立製作筆錄」是否適用司法警察？因為第四十三條有規定適用，可是今年1到9月的刑案就多達36萬6000件，平均每月為40000件至45000件，平均一天為1500件，如果依照第四十一條規定要第一線同仁負責錄音、製作訴訟文字等作為的話，在執行上是否有窒礙難行之處，也是要請委員考量的。
謹做如上說明，請委員斟酌。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謝謝主席讓法務部有發言的機會，針對第三十四條，本部是有意見的，但因剛才主席是詢問委員，我不便表示意見，因此現在再補充表達如下：第一、事實上，辯護人和證人任意訪談已經行之有年；第二、本條涉及偵查中檢察官和辯護人是否對等的根本問題，在學術理論研究上認為被告和被害人之間，被告是利用權勢或詐術等不法手段使被害人受傷或受不利益，因此被告在涉嫌犯罪行為中是不對等的，所以國家特別設立了檢察官制度，讓檢察官對被告實施偵查，因此在偵查中其實沒有所謂對等的問題。一般來說，不論是英美或德國法系，大家都認為在偵查中，律師、被告擁有的是防禦權，而非辯護權，因為沒有對等的問題。雖然各國有不同的立法例，即便是規定最寬的法國，可以留置嫌犯達72小時，其中有些時間可以讓律師辯護人接見，但也只是問些有無被刑求、用不法方法取供等問題而已，辯護部分則仍有所保留。其他國家如日本，即便有選任辯護人，但在偵查中、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問時也是不能在場的。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亦得隨時接見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但我國憲法第八條規定司法警察和檢察官訊問被告時間只有24小時，非常緊湊，如果辯護人也可以隨時接見的話，彼此間會有所衝突，到底應以何者為先、為主，此處根本無法解決，如果司法警察拒絕時，是否有違法之虞亦值得考慮，因此我認為這部分條文恐需再思考得更周詳一些。
本條第二項是有關監所管理和刑事訴訟法衝突的問題，監獄行刑法或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對於被告和辯護人的通信等都有一些限制行為，和此處修正後的第二項有所衝突，在實務上如何運作顯有問題。
第三項規定「得訪談證人或關係人」，何謂「關係人」？範圍實在太廣，以流氓案件為例，連警察都可能是關係人；本項又規定可依法調閱相關文件，請問是否包括筆錄、鑑定報告等？如果所有證據都可以調閱的話，則辯護人就變成擁有主動攻擊或主證對抗的權限，這和原本辯護人僅擁有被動防禦權的設計是有衝突的，結果變成偵查中沒有什麼是不公開的，根本否定了偵查不公開的刑事訴訟制度，導致訴訟遲延或偵查遲延。何況司法警察對於被逮捕或拘提的被告本來就有人身安全保護或監視等其他的措施，如果辯護人可以隨時要求接見，又沒有對在接見中的規範有所規定的話，則人身安全應由誰負責亦將產生疑義。在實務上，曾經有過一旦發生組織犯罪情事，被告被拘提或羈押時，就由辯護人或組織犯罪的相關人士出面以恐嚇被告家人等方式，暗示或要求被告不要亂講，這等於是串證或妨礙偵查的行為，如果第三十四條照此修正通過的話，這些情形都可能出現。
訴訟法的原理是被告不自證無罪，若檢察官認為其有罪，即應由檢察官蒐證並負責舉證，如果在法條中規定辯護人可以主動蒐證的話，則可能產生檢察官要求被告提出無罪證據的副作用，由於現在組織性犯罪和專業性犯罪的情形非常多，此一規定是否會有後遺症，也希望委員深思。觀諸世界各國的法制，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辯護人有蒐證權的規定，何況就證據保全而言，不論是訴訟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都已相當的對律師調閱證據及文書等有所規定，所以我們希望這部分能再做檢討。

主席：請李委員復甸發言。

李委員復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剛才朱次長提到沒有一個國家的律師是有蒐證權的，這可能是誤解，事實上，現在很少有國家的律師是沒有蒐證權的，台灣附近的亞洲國家，從被我們一再譏為不講人權的中國大陸到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律師都有訪談和蒐集證據之權。本席曾經處理過一個非洲賴比瑞亞案子，是在我的事務所進行deposition。所以本席認為法務部和檢察單位不能抗拒一個事實，那就是檢察官和律師在法庭中是對等的，法官獨立聽審是走遍天下皆然的事實，當然也不必去抗拒，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下，如何使刑事訴訟法更趨完備，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
其次，本席要指出條文中一個印刷錯誤，那就是第二項第二行的「裁收」應為「截收」，特別在此更正。
有關第四十一條中對於錄音之規定，目前由書記官製作的筆錄是很簡單的，而且據本席瞭解，很多偵查中的筆錄是由檢察官自己製作，因此我們覺得在制度上確有由書記官獨立製作筆錄的需求。在法務部於休會期間舉辦的公聽會中，有一位學者居然表示無法理解書記官如何獨立製作筆錄，甚至問出「難道被告講東他可以獨立寫西嗎？」這類的話，而法務部徵詢的卻是這種不瞭解司法實務的學者的意見，不知道是法務部事先授意其發言方向呢抑或找學者與會的能力有困難？對於司法改革，本席在院內好幾次表示過現在最大的困難就在書記官，此處所謂「書記官獨立製作筆錄」意思是不受法官與檢察官的指揮，自己對職權負責。
有關筆錄簽名方面，目前的習慣是需由受訊人在筆錄最後簽名，問題在於假如說他的答詢內容與筆錄內容有不一致或看不出不一致就簽名了的話，到了法院後常常會因此發生重大的權利上的影響，所以本席才會要求應由書記官獨立製作。再說，假如那個人是不識字的，請問他要如何簽名？雖然檢方會以讀的方式唸給他聽，但是對不識字者而言，就算唸錯了他也不知道，一旦簽名就被認為已經畫押，這個邏輯是不通的，所以本席才提出修正，規定他有權利閱覽和簽名，但並非必須的義務。
以上為本席等提出修正案的理由，請各位同仁公決。謝謝！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劉廳長說明。

劉廳長令祺：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審判筆錄的部分，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的規定，當事人自己根據錄音製作筆錄內容提出法院時，必須經過法院書記官核對，認為沒有錯，將它附錄之後，才能當作筆錄的一部分。至於第四十一條最後一項的規定沒有那麼清楚，既然筆錄是由書記官製作，從第四十四之一條的立法體例來看，第四十一條最後一項可能要修正為「被告得依第一項當場之錄音製作逐字筆錄，經公證人公證後以書狀送達法院，由書記官核對後，認為其記載為適當者，專做為筆錄之附件，並準用第四十八條的規定。」就能和第四十四條的規定相銜接，筆錄是由書記官做的，也可以杜絕一些疑問。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第四十一條的修正，尤其是最後一項「被告得依第一項當場之錄音製作逐字筆錄，經公證人公證後以書狀送達法院為法院筆錄。」我們認為極不可行。因為被告在偵查中的文書，基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是不可以開示。公證人根據公證法，對錄音所做的筆錄，到底要如何認證？公證法上有公證與認證兩種，一種公證是對內容是否真實性，做一公證；認證只是做形式上的認定，是否為當事人製作的而已。這個筆錄要逐字讓公證人公證，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公證人不在現場，也不了解內容；而且公證人對於偵查中的錄音也沒有權力去聽。另外，公證法本身亦無這種條文規定，將來要一起修正，才能施行。再者，筆錄的製作，實務上是由檢察官、法官及被告、證人，大家一起在現場監督、詢問有無錯誤之後，再來修正。過去也許這樣的修正不夠明確，只是要求在最後做附記，我們現在希望修正為，如果發現筆錄內容有錯誤時，可以要求書記官更正，按照更正的筆錄重新製作筆錄，再記名筆錄。這樣就沒有問題。筆錄其實是開示給被告的。
另外，所有的筆錄原本都可以由法院聲請勘驗錄音帶，取得它的真實性。如果還需要另外找公證人作證，則是多此一舉。還有第一項規定，對於自訴人、證人、鑑定人、通譯統統要當場錄音，並由書記官摘記要點。這在實務上，光是被告的錄音已經堆積如山，對自訴人、證人、鑑定人都要錄音，實務上有困難，所耗費的資源亦非常可觀。我們建議這部分做一保留。

主席：請郭委員林勇發言。

郭委員林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第三十四條主要是希望我們的辯護人可以隨時接見犯罪嫌疑人及被羈押的被告；但是刑事訴訟法為防止其串供或有其他情況之下，本來檢察官和法官也可以制止，條文一直有這樣的規定。
今天之所以有這些構想，主要是希望未來在交互詰問的時候，大家可以平等，否則有些律師在接見證人之後，檢察官在法庭上交互詰問時，問及某某證人你有沒有去過某某事務所？或是他有沒有來見你？這一問，證人不知可以不可以，他以為這樣就不能去見律師。再問下去，就會發生問題。他今天是要來替國家做證，說明事實；但是這麼一問，他也怕有偽證或其他的情況。之前也有一位律師被起訴，說他教唆偽證。
所以，剛剛我聽到朱次長提到，多年來大家都認為律師接見證人是很正常的，而且是法律所許可的，是大家都公認有這樣的事情；但事實上不是如此，到現在還有一些法官認為這樣不可以，所以才有這些條文的規定。並不是大家故意找麻煩要這樣訂定。朱次長剛剛提出修正文字，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其次，訊問被告或是證人，就實務來看，調查局或警察局幾乎不給律師看筆錄內容。你說大家共同製作出來的東西，其實是騙人的，我們在第一線，我們很清楚。調查員或是警察尊重每位律師不同的身分背景，給予的待遇也不同，所以我不能用我本身的經驗來談論實際情況如何。我得到的待遇可能好一點，因為我二十幾年前就開始當立委，可是我還是遇到不給我看筆錄內容的情況。這是不應該的，起碼我從頭坐尾，我知道爭議在哪裡，讓我們看了之後，增減之間可以稍加調和，對未來也可能有幫助。否則每次開庭，我們都要求把錄音帶拿出來逐字來做筆錄的話，對警方、檢方都不一定是好的。
至於訊問筆錄要不要經過公證，按照修正條文，一切都要形諸文字，我們也可以同意。畢竟我們也不希望偵查不公開被另外的一種條文誤會，刑事訴訟不是為某人而設，而是為全民而設。我們都了解它的必要性和嚴重性。

主席：第四十一條除將第一項本文的「左列」改為「下列」之外，其餘皆保留。現在進行第四十三條之一。

第四十三條之一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之規定，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行詢問、搜索、扣押時，準用之。
前項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之製作，應由行詢問以外之人為之。但因情況急迫或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為之，而有全程錄音或錄影者，不在此限。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第四十三條之一擬將檢察官納入，其實第四十一條本來就適用，沒有再準用的問題。另外，檢察官是否和法官一樣，用「訊問」二字，還是用司法警察的「詢問」，是有區別的。因為訊問以後可以具結，可以對證據的證明力，即根據第一百六十九條證據的證明力會比較強；詢問的證據證明力會比較弱。所以檢察官詢問的筆錄，原則上是有證據力的，例外才沒有證據力。若是司法警察做詢問的筆錄，原則上是沒有證據能力，需要再經過一定的程序才能變成有效的證據，也就是有證據力的證據。尤其是第四十一條本身，它是規定在總則，法官、檢察官都適用，不可能在第四十三條之一再加檢察官詢問扣押時準用之。因為這是本身條文的問題，所以這裡不可能用詢問準用的問題。
另外，第四十一條和第四十二條都規定在總則，例外才會有條文準用到司法警察，所以這個修正案原來可能就有一點誤解。

主席：請李委員復甸發言。

李委員復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本條文，本席認為檢察官應該以詢問的方式來進行，剛才次長對我的條文的理解完全正確；我不認為檢察官可以穿著檢察官的袍子坐在法台上，用法庭的方式來取得被告的證詞，這個證詞以後在法庭上會成為一個有證據力的文書，這就是本席所要防止的東西。評價可能不一樣，檢方可能認為這樣做對於檢察官的工作會造成偵查上的困難，可是我認為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刑事訴訟法是憲法之下，保障人民權益最重要的法律，所以對於偵查期間檢察官的權力，我們認為應該要限縮。檢察官在偵查期間，有非常多的武器可以使用，所以在落實人權的保障方面，我們認為檢察官的權力不可能大到跟法庭一樣。就此部分，本席提出以上的修正建議。至於各方的評價如何，最後這個法案能否通過，還是要聽廣大民眾的聲音。謝謝。

主席：第四十三條之一保留。進行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　　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應向承辦檢察官所在之檢察署為之。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朱次長楠：主席、各位委員。因為檢察官是獨立官署，現在第一審都是用檢察官名義在偵查，「送達」二字行之有年，也沒有問題。有人說現在的關鍵是檢察官自律問題等等，這也是過去的問題，現在檢察官也不會拖延收受判決。送達現在絕對不會有問題，以宜蘭地院來說，每個星期三送到檢察官的辦公桌上，放了就算，不管你有沒有收，都算一天，所以實務上已經沒有問題。我們認為原條文規定，如果檢察官不在辦公處所時，向首席檢察官送達，裡面的首席檢察官幾個字須要加以修改。

主席：請郭委員林勇發言。

郭委員林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關於對本條的疑慮，本席不希望只是朱次長提到的問題；因為，真正的問題是如果擺在桌上，檢察官說沒有看到呢？

朱次長楠：（在席位上）法警蓋章就算。

郭委員林勇：但是，今天的問題在於檢察官說沒有看到，所以，本席認為還是有問題。

朱次長楠：（在席位上）應該沒問題。

郭委員林勇：現在是兩問題，一個是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一個是應向承辦檢察官所在之檢察署為之；由於檢察官是以檢察官之名起訴，並不是以檢察署之名起訴，所以，方才您所提問題是有道理的，如果這個檢察官調走，就不是原來的檢察官。

朱次長楠：（在席位上）會有接辦的檢察官。

郭委員林勇：但是，卻不是原來的檢察官，而是新的接任檢察官，所以，本席對這個部分是比較持保留的態度，沒關係，本席也希望這樣做。
本席曾經接個案子，在經歷一年多以後，本席才接到高等法院檢察官的上訴，被當事人罵得很慘，認為已經超過時間怎麼還會有這種事情，說本席這個律師是當假的，但是，還是一樣上訴。
如果是要按照現行條文，本席建議將首席檢察官修正為檢察長，本條是否先保留；方才朱次長的說明是好事情且有記錄，希望能夠讓外界更清楚。

主席：由於委員與法務部都有意見，本條保留。
進行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
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詢被告。
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詢問後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用之。

主席：請法務部朱次長說明。

郭委員林勇：（在席位上）都是一樣的道理，就不用說明了，保留即可。

主席：第二百二十八條保留。
現在將以下條文一併唸完。

第二百四十二條　　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其以言詞為之者，應製作筆錄。為便利言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發見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係告訴乃論之罪而未經告訴者，於被害人或其他得為告訴之人到案陳述時，應訊問其是否告訴，記明筆錄。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四十三條之規定，於前二項筆錄準用之。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
偵查中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詢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二百四十六條　　遇被告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其所在詢問之。

第二百四十八條　　詢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詰問有不當者，檢察官得禁止之。
預料證人、鑑定人於審判時不能詢問者，應命被告在場。但恐證人、鑑定人於被告前不能自由陳述者，不在此限。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　　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詢問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主席：以上的條文都予以保留。
現在休息進行協商，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已經審查完畢，作如下決議：
一、保留條文，逕送院會處理。
二、本案須交由朝野黨團協商。
三、本案業經審查完畢，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四、院會討論本案時，推請謝召集委員國樑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對上述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現在散會。

散會（16時59分）

回覆

抱馬子 在11/2/2007 5:27:27 PM的回覆：
刑事訴訟法也有朝野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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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最速件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通知

發文日期：2007年11月2日

開會日期：2007年11月08日（星期四）中午12時

預定會議時間：2小時

開會地點：立法院群賢樓401會議室

協商主題：
一、委員李復甸等6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163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李復甸等3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會議主持人：謝國樑委員

會議聯絡人：
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台聯黨黨團
無黨聯盟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台聯黨團
無黨聯盟

司法院
法務部
國防部
內政部警政署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立法院總務處

附註：敬備便當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代發

回覆

抱馬子 在11/8/2007 9:44:14 PM的回覆：
2007-11-08╱中央社╱國內國會╱中央社記者曹宇帆台北八日電

      立院共識   界定法院調查證據為輔助性質

   　　（中央社記者曹宇帆台北八日電）立法院今天朝野協商「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等條文修正草案」，初步同意將現行有關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的條文，改為除非法院認為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難得心證，法院才「得」依職權調查。界定證據調查，法院為輔佐性質。

　　   現行條文明定，除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外，法院為發現真實，也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另有規範，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法界出身的親民黨籍立委李復甸（不分區）認為，檢察官才應負舉證責任，法院為公正、客觀聽審者，無蒐證之義務，若法院也可應依職權蒐證，豈不法官與檢察官站一條線，訴訟過程中被告處於不利地位？可見現行規範不符當事人主義精神，主張應提案予以修正。

　　   全案經司法委員會在六月六日初審通過，並決議送院會二讀前交朝野協商再議。朝野中午協商後，初步同意採司法院版修正建議，「法院認為依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之證據，難以得確實之心證者，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此外，現行條文另規範，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意見陳述機會，但經協商後也初步同意，若當事人等僅於調查證據前才有意見陳述機會，也不符當事人主義精神，修正為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也應予當事人等陳述意見機會。

　　   至於李復甸所提，包括應保障辯護人接見當事人及通信權的權益，書記官製作筆錄應否受檢察官指揮等修正條文，朝野同意擬擇期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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